第56章 莫名其妙的党争

作品:《风雨大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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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杜中宵和苏颂坐在柳荫下,看着前面陶十七带了几个工人,在那里安新制的活塞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把蒸汽的压力提上去,外面接冷凝器,增大温差。这都是杜中宵前世初中时学过的内容,现在通过实验一点一点验证而已。由于材料不齐,仪器一切从简。比如温度计,比如压力计,都用一些土办法,只能看出个大概。反正只要知道蒸汽压力与温差与功率的正比关系就可以了。

    杜中宵也想制玻璃,只是没有成功。现在是有制玻璃工艺的,不过发展路线不同,朝着制作类似玉石、翡翠的方向去,只有观赏性能。要制透明的玻璃,需要精选原料,做许多试验。永城小地方,拿不出多少钱让杜中宵用在这些事情上,只能小打小闹,杜中宵也不可能自己掏钱来做这些事。

    有了玻璃,很多仪器就可以做了,比如水银温度计,压力计,诸般种种。这些技术上的事情,杜中宵都是开个头,真正做下去,还是要靠这个时代的聪明之士和能工巧匠。当然,以后有条件了,办起学校来更好。那都是以后的事,现在杜中宵还没有这个精力。

    把手中的邸报交给身边的苏颂,杜中宵叹了口气:“范、韩二相公自西北入朝,位列执政,又有富相公意气相投,联手施行新政是好事。但朝中谏官和馆阁人员借此攻击老臣,闹得沸反盈天,实在不是什么好事。石直讲当世大儒,写《圣德颂》没人可说什么,可动辄指重臣为奸邪,唉——”

    苏颂接了邸报看见,随手放下,沉默不语。

    杜中宵又道:“景祐年间,范相公被贬,蔡君谟作《四贤一不肖诗》,已是引起无穷风波。现在石直讲更进一步,写《圣德诗》,直指重臣为‘妖魃’、‘大奸’,成何体统!蔡君谟知谏院,欧阳永叔和余安道同为谏官,与石直讲等人同气连声,以范、韩、富诸相公为大贤,朝中其他大臣怎么想?”

    苏颂轻叹一口气:“待晓是与石直讲等人政见不同么?”

    杜中宵道:“哪里有什么政见不同,只是他们自称君子之朋,以台谏应和宰执,犯了本朝不结朋党的大忌。此事于朝政无益,对范、韩诸相公也未必是什么好事。”

    苏颂道:“然而,夏太尉在西北数年,逆贼未平,寸功未立,入朝为相,本就人心不服。纵然改枢密使,依然难平众议。夏太尉在两府,只怕台谏就不会善罢某休。”

    杜中宵苦笑着摇头:“觉得夏太尉不堪众任,直指其才干不足即可,何苦就指为小人奸佞?爵以酬功,任官以能,此是古训。论官不论其功勋才干,做事的官员岂不会无所是从?”

    苏颂笑道:“待晓这话也有道理。不过此时道学张目,你这话说的却不是时候。”

    杜中宵摇了摇头,不再跟苏颂谈论这个话题。苏颂本人对党争不热衷,杜中宵反对,他同样也不感兴趣。不过他看得清楚,现在正是道学兴起的时候,杜中宵反对也没用,不过发发牢骚。他是怕杜中宵对此事想不开,卷进党争里去,私底下说两句没什么,他也就没有兴趣了。

    夏竦是西北经略使,范仲淹和韩琦是经略副使,结果打了几年,夏竦回朝,被指为奸邪,甚至石介指着鼻子骂,而两个副使却负天下之望,成了朝政的大救星,让杜中宵想不开而已。这其中的差别更让杜中宵确定了自己对庆历新政的看法,新老交旧,朋比党争,想象中的局面一新是没有指望的。

    庆历党争始于景祐年间范仲淹被贬,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彻底撕破了脸皮。不过此一时彼一时,占上风的不再是吕夷简,而是范仲淹、韩琦和富弼等人。他们在宰执中占多数,外面又有谏官支持,不管在权力还是舆论上都占有绝对的上风。不过此时的范仲淹也不是当年的范仲淹了,作为旗帜,他个人跟吕夷简的关系早已缓和,对石介等人激化党争的做法也颇有微词。奈何,他根本控制不住局势。

    蔡襄、欧阳修、余靖等人,这些哪一个是好相与的?笔似刀,嘴巴一个比一个厉害,被他们针对那还有一个好?这还是王素因为被人举报跟孔道辅有姻亲,外放到了淮南路,不然这些人势力更大。作为前朝宰相王旦的幼子,王素还有跟皇帝的私人关系这一层呢。

    把所谓的吕党和范党划分一下,范仲淹旗下的主要是年轻少壮官员,而被他们针对的吕夷简一党则多是老臣,只有王拱辰、张方平等少数青壮。而且范党是主动结党,吕夷简一伙实际并不团结,很多人是被其他人强行捏一块的,他们本人根本没那个意识。便如此时被针对的夏竦,其实与吕夷简不和,他还想着自己应该做宰相呢,根本没想去依附什么人。

    西北战事,背锅的是夏竦这个正任经略使,其实反映了很多问题。就是不管皇帝还是大臣,甚至天下百姓,都对前面十年的朝政不满,要实行新老交替了。吕夷简掌政最久,他不出来背锅谁背?西北的战事有夏竦背锅,朝中有吕夷简背,带着责任退出朝政,这才是要开启的朝政新局面。

    范仲淹已经渡过了自己的青涩岁月,对此大概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。只是他仕途坎坷,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底,只是个名义的领袖而已。下面欧阳修等人入戏入深,无法自拔,前途实在不乐观。不过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,欧阳修是一代文宗,他们政治斗争输了,舆论和历史却赢了。

    对这次改革,杜中宵知道两件事。一件是范仲淹等人输了,另一个就是历史上的定论,君子党被小人所害,导致朝政因循,失去了改革的契机。这是个两难局面,谁卷进去谁倒霉,杜中宵当然发牢骚。

    见杜中宵不住地摇头叹气,苏颂道:“我们不过是州县之职,哪里管得了朝中相公的事,不要在这上面劳心了。你前些日子想兴办些产业,想好了怎么做没有?”

    说起这些,杜中宵才又重新振作起来:“大致有些眉目了。营田务这里,我决定还是按着以前的办法来做。不进官庄的自然由他们去,按着编户来管就是。营田这里,官庄的土地划出,庄里一应产业由庄里自己人做主,立为村社。村社管理办法,参考古籍,选出社老,指定人员。凡村社的保政和乡书手,一应作为县衙公吏,发给俸禄,催办钱税,巡视地方,却不管庄里的事。”

    苏颂点了点头,听了杜中宵的话只有个大致的概念。村社是古法,听杜中宵的意思,还有些井田制的影子在里面。托古改制,是中国传统改革的正途。当然,实际杜中宵参考的是他前世的集体所有制,这就没有必要向别人解释了。因为从表面看起来,参照典籍,大可以说是先秦时村社的改良。

    有营田制这个集体所有制经济体,乡村经济,包括一些场务就有了寄托。产权明晰,这是以展经济首先要解决的。确立集体制的村社,首先解决乡村的产权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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